决策的可预见性越高，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就越低，市场反应也就越平滑

　加入WTO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推动力量，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在过去五年里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从15％降到了10％左右；按规模以上工业产出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衡量的国有经济占比，均从入世前的50％大幅度下降到目前的约三分之一；国家管制价格的产品比例降到了5％以下；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度也比印度和印尼都要高得多。几乎在所有方面，中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迅速迈进。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获益于市场化进程。在过去的五年中，真实GDP保持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长。
　　

   与市场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模式。早在“入世”前就有人指出，中国“入世”后的最大挑战在于政府而不是企业。中国政府需要根据WTO规则调整行事方式，但这一点至少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方面还未见起色。


   传统决策模式的风险
　　

   央行的独立性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中国人民银行仍然是国务院下属机构，按照政府而不是央行的目标制定货币政策。
　

　这带来了至少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许多与货币和宏观经济不相关的问题掺杂到了利率和汇率的讨论中。实际上，很多经济部门都在货币政策中加入了各自的考虑。比如，一些国有企业的破产或者工人的失业，可以成为反对提高利率或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原因，这极大地影响到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目标的能力；
　

　另一方面，影响到央行政策决定的及时性。市场普遍认为，央行政策的时效性和有效性不足，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决策过程需要经过国务院和相关部门的同意和批准。例如，2004年初，央行倾向于在通货膨胀升至5％时加息。然而，CPI涨幅在年中超过5％，央行并没有采取行动，而是等到10月底通胀已经开始回落时，央行突然宣布加息27个基点。
　

　中国目前仍然盛行的审批制度和价格管制，是旧决策模式的另外一个例子。尽管经历了近3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国家的长期发展规划、行业政策的制定、重大投资项目的审批、国家管制价格的调整等仍然掌握在政府相关部门。为了配合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以行政命令和行政管制为特点的数量型调控手段有加剧的趋势，比如设立更多的监管机构。这些行政手段在短期内能够起到快速稳定经济的作用，但在经济紧缩时期形成的管理体制，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阶段经济发展的障碍，这可能加大未来改革的成本，不可避免地导致中长期的经济调整和宽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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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政府部门专门划定产能过剩行业并出台相关的行业政策的做法，也同样为投资者的长期投资带来风险。这样的干预能够影响市场的资源配置，但不幸的是，政府并不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最佳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产能过剩和产能不足会在不同的行业同时存在，而且，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往往是国有部门控制的行业而不是竞争性的行业。以钢铁业的产能过剩为例，从1996年到现在，关于钢铁产量过剩的争论持续了十年。在“十五”计划中，规划到2005年产钢1.4亿吨。但中国粗钢产量从1996年首次突破1亿吨开始，到2005年达到了3.52亿吨。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很难想象1996年前后中国事实上存在着钢铁产量的过剩。


   传统的供给管理经验很难适用于需求管理
　

　尽管中国经济经历了近30年的辉煌，但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宏观政策框架。在2004年和2006年两次宏观调控时期执行的大多数政策，实际上都是以微观管理和行政命令为基本特征的。人们有理由怀疑，这样的宏观决策和管理体制能否有效应对来自外部的负面冲击，确保中长期宏观经济的稳定。
　

　传统的宏观管理模式在供给管理方面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但这样的管理模式对需求管理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在短缺经济时代，通过行政或数量手段可以直接影响资源配置（如信贷配给和项目审批等），进而调节供给。随着中国告别短缺经济，如何刺激需求成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点，到目前为止，中国还缺乏刺激需求、特别是消费的有效政策。因此，中国经济过去几年的快速增长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外需，是内外结构不平衡恶化的主要原因。
　

　价格而不是数量手段应该成为需求管理的主要工具。如果说供给管理可以主要通过数量手段来实现，需求管理将越来越多地依靠价格管理。如为了降低能耗，就必须提高能源的价格；为了防止中国经济过度地依赖外部经济，需要允许人民币适度快速升值；为了刺激消费，需要进一步开放劳动力市场，使得流动人口的工资能够恰当反映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开放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的发展）和货币市场（如存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让老百姓的投资回报能够与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
　

　由于中国的市场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宏观政策在短期内还难以实现从数量手段向价格手段的转型。但是，宏观调控的数量手段应该更多地结合价格手段来进行，而不是相反。比如说，全国一刀切的土地管制政策，有可能牺牲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的投资效率。可以考虑引进价格手段，允许省与省之间进行土地指标交易。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投资效率高的地区有可能拿到更多的土地，可以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另一方面，出让土地指标的地区可以获得合理的收入补偿。同样的道理，为了鼓励创造就业机会，中央政府可以按照新吸纳劳动力数量提供财政转移支付，减轻劳动力输入地的就业压力和负担。


   建立稳定的市场预期
　　

   一个出其不意的宏观政策可以打击市场上的投机行为，但同时也会伤害到守法的投资者，这是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一个不可预期的宏观政策体系是一个国家或经济的系统风险的组成部分，系统风险越大，投资者要求的回报就越高，这个经济就有可能成为冒险者的乐园，结果可能是“劣币驱逐良币”。
　

　决策的可预见性越高，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就越低，市场反应也就越平滑。建立一个稳定的市场预期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逐步建立一个稳定的宏观决策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不同的部门分工有序，运用不同的手段实现各自的目标，不同部门的权利和义务最终需要通过立法予以规范。重要的经济部门应该举行定期的宏观经济会议，并发布必要的政策指引，建立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
　

　第二，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十一五”规划首次明确区分了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是政府与市场分享权利的重要进展。但要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就必须继续推动市场化进程，在利率、汇率、资源类价格的改革上取得关键性突破。